1955年9月27日下午,罗帅看到军衔表上又一次划掉了他的名字,不禁笑着对政工干部开玩笑:“听说我又被从军衔表上划掉了?”北京西郊玉泉山的那间小楼里,曾克林笑了,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戏谑与无奈。房间内利创智投,空气似乎凝固,墙上的挂钟发出清晰的秒针滴答声,显得格外响亮。
这番话其实触及了评衔小组的敏感点。面前这位曾是东北进关的先锋人物,曾经带领着十万大军,而今却以一名海军航空兵师长的身份站在这里,军衔的排序却显得非常不合常理——履历跨度大,职务复杂多样。早在早些年,罗荣桓就曾说过:“按他的资历,完全可以晋升中将,但现职顶多是一个大校,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”
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十年前,那时的情形就更为复杂。1945年9月初,苏蒙边境秋风萧瑟,草香扑鼻。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接到任务:“抢占门户”,这项任务只有一个明确的要求——在国民党部队赶到之前,抢先进入东北。兵力不足四千,火炮少得可怜,但要攻下的却是战略要地山海关。与他一同行动的苏军参谋打开地图,疑惑地看着他:“你们真能行吗?”曾克林嘴里塞着一片树叶,懒散地嚼着,丝毫没有回答。两个小时后,他带领部队成功夜渡滦河,打破了常规的预期。
展开剩余74%到了10月3日拂晓,火炮覆盖了日军的主要暗堡,老槎沟一侧的突击队迅速炸开三道铁丝网。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,第一面红旗已经插上了角山关楼。自此,东北的大门被彻底打开。我军随即展开南松北进的攻势利创智投,锦州、沈阳相继易手。曾克林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,几乎没怎么睡觉,直到解放沈阳时,他手下的兵力翻了两番。
然而,扩编带来的新问题接踵而至——军备短缺,枪支、炮弹都难以到位。苏联的物资供应门紧锁。一天晚宴上,一名红军少校端着白兰地瓶子开玩笑地说:“要酒要酒,能换一座库。”酒宴中,酒杯极大,酒度也高,换个人可能就摇头不答。但曾克林却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喝下了十二杯,第二天清晨醒来时,他竟然发现那十二座仓库的钥匙整齐地摆在枕边。旁人笑他为了一座座仓库付出如此代价,但他淡淡回了一句:“十二座,值!”
曾克林的胆略得到了中央的关注。毛主席随后决定“向北发展、向南防御”,他明白东北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。然而,由于情报的不对称,他对苏军库存的情况并不清楚,且没预料到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背后的复杂性。几个月后,林彪主力到达沈阳,却发现武器装备远不如预期,攻势一度停滞。这一事件成为后来评估其指挥能力时的一个扣分项。
到了1946年春,他被调任四野第三纵队司令。这一次,他的对手换成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美械师,曾克林尽管有丰富的野战经验,却在连续的几场遭遇战中陷入了被动局面,决策上显得偏保守,战果不甚理想。1949年初,朱总司令一句“空军没有老人家,你去吧!”把他调到东北老航校,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。虽然他是同批学员中年纪最大的,但他依然是第一个单飞的。教官在飞行前讲解螺旋桨的气动特性时,曾克林拍拍机身说:“兄弟,咱俩一起长见识。”一个小时后,他顺利着陆,技师竖起了大拇指。
新中国成立后,空军第一支航空兵混成旅挂牌,曾克林被任命为旅长,带队执行侦察、护航和对地支援任务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但没过两年,他又被调往海军,兼任航空兵师长。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,曾克林经历了司令、旅长到师长的三级跳,虽然职位不断变动,但他依然始终冲在第一线。这种变动让很多年轻的后辈感到迷惑,他们私下议论:“降职这么快,心里能承受吗?”而曾克林总是淡然一笑:“当官不是目标,做事才是关键。”
1955年授衔时,问题最终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。资历表上,曾克林的经历覆盖了陆军、空军、海军三个领域,常规的军衔算法完全无法适用。军委讨论时,意见分歧严重。有些人坚持按他现在的职务授予大校,也有人认为至少应该授予他少将。罗荣桓翻开曾克林的档案,停在了1945年10月3日那一页,眉头微微舒展:“曾克林不是完美的,但他的胆识无可挑剔。要不是他,东北的门户未必能这么快打开。少将,至少也该是这样。”
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玉泉山的那间小楼,曾克林略微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够了,一颗星就好。”他随即把军衔礼服丢到箱子底下,走到机坪,开始检查那架老式的螺旋桨教练机。有人问他是否介意级别差距,他依旧低头蹲着检查油路,头也不抬:“兄弟,要是这飞机漏油了,给我上将我也高兴不起来。”
曾克林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颇为独特。他先后在三军服役,频繁调职利创智投,却始终站在最前线。他的功过评判常常偏向两极化,但许多前辈私下里有一个共识:若论胆略与责任心,他绝对配得上那颗星;但若论大局运筹,也的确有过失。撇去所有荣耀,曾克林的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一句话:兵者,国之大事;岗位的高低只是手段,最终能成事的,是初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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